斜视病是一种眼病。得斜视病的病人因为眼位不正，观察事物会出现对象变形情况，上下斜视就使眼位向上或向下偏斜，同时伴有头部歪斜现象，斜视病不仅影响患者的形象， 也影响患者对客观物象的观察效果。

美国国内流传一种政治斜视病，这就是种族歧视和政治偏见。这两者都严重影响着对新冠肺炎的防控。

在西方欧美国家中，由于中国在晚清时期沦落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西方世界先于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故西方人长期有了一种优越感，并形成一种偏见，这就是认为白种人比其它种族优秀，特别是优于非洲黑人和亚洲人，“东亚病夫”印象长期定格于他们的思维模式之中。

首先，这种恶劣的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影响了西方世界在疫情初期对新型肺炎病毒的防控。正如香港大学刘宁荣教授4月4日在《财经会议资讯》网发表的文章指出的: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在他们的眼中，“病毒与中国的国民性和低劣文化相关联”。

5月26日9点18分，“牛弹琴”微信公众号刊登了一个亚裔美国人写的文章。文章记叙了新冠病毒在美国传播初期发生的一些种族歧视事件。文章写道:“ 许多亚裔美国人在大街上遭到袭击，遭到殴打，因为人们担心我们，认为我们肮脏，携带着病毒。当暴民被鼓动起来，对我们零星的暴力就会变成有组织的行动。……当总统(特朗普)鼓动他数百万支持者，称冠状病毒是″中国病毒”，像对待害虫一样对待亚裔美国人，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冠肺炎期间在美国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裔种族歧视的严重性。

另外，世界自西方先于东方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以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及社会政治制度模式怀有一种政治偏见。他们始终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尤其是认为西方实行的欧美式民主自由政治制度是当今世界最优越的社会制度，认为这种制度 及其理念学说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因此西方世界许多政要以及由他们控制的媒体对没有跟着他们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及其所作所为总是看不顺眼，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加以指责、蔑视与仇视。在今年的抗疫中，他们同样用这种政治偏见来看待中国为防控新冠肺炎所做的一切。英国自由民主党前党魁文斯.凯布尔于在[英国独立报网站五月六日文章]中也评说了这一世界现象。他指出: “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一种深刻的恐惧，认为自己面临被华人征服的危险，这就是＇黄祸’，在当时的政治生态和流行写作中可见一斑。”他认为，″近期有关东亚面孔受到攻击的事件急增，表明这种歧视并沒有彻底消除。……′黄祸论`迟早会死灰复燃，预示中国的财富和影响力会引发恐惧。新冠肺炎大流行恰巧遭遇美国总统竞选，不愉快的巧合成了′黄祸’这种政治病毒恶性突变的完美温床”。由于西方对中国抱有蔑视和偏见，一方面他们对中国采用的防控新冠病毒流行的所作所为横竖看不顺眼。[俄新社莫斯科4月八日电]发表伊万·丹尼洛夫的文章指出，西方世界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使他们把中国为防控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包括对居民小区实施封闭管理，用无人机送餐，大范围展开病毒测试，要求企业停工，甚至切断了某些地区之间的公路交通，并派出警察值守道路。这一切都被指责为呈现中国政府“专制、缺乏理性的证据”。甚至指责中国为防控疫情采取居家隔离，禁止群体集聚等措施是限制自由、侵犯人权。所以，[英国《自然》周刊网站4月7日社论]指出 “这场大流行助长了恶劣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特别是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更值得惋惜的是，由于受盲目的白种人族群优越感这一种族偏见的长期影响，以至他们认为新冠病毒防控对于白种人来说无关紧要。所以当新冠病毒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时， 西方人几乎都把它不当一回事。他们照常出入人口密集处，照常聚集组织大型公共活动，拒戴口罩。即使在新冠病毒在西方开始爆发式传播时，政府的抗疫行动也很迟缓，民众也难以配合到位，致使新冠病毒乘虚而入得以在西方世界迅速传播。

当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在西方一发不可收拾，给西方国家造成了极大危害的时候，西方世界的许多政要和媒体人士又出于这恶劣的种族歧视对中国的抗疫成就总是抱着一阵怀疑的态度，甚至不惜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抹黑中国的抗疫行为。

四月初，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为首的西方世界媒体又大力炒作“武汉死亡人数被低估”，他们假借″美国情报界的机密报告”称， “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病例总数和中国死于该病毒的人数都存在瞒报。”

美国为什么这时侯炒作中国低估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欧美国家疫情飞速发展，感染人数呈指数级增长态势，死亡人数也在惊人地增加。当时美国确诊病例已超过30万，死亡人数超过8000多人。疫情发展严峻形势使许多西方人感到脸上无光。他们没法向外界交待为什么中国能控制住疫情，他们自己却做不到？ 炒作″中国隐瞒数据论”能让西方某些政客心安理得地为本国控制不住疫情，感染人数增加速度之快，死亡人数之多找到合理的理由。

事实上中国不存在也没有必要隐瞒疫情。 中国能在较短时间内遏制疫情发展，避免了大规模人员感染和死亡是因为中国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抗击疫情战略的首位，不惜牺牲经济发展，付出损失数万亿人民币GDP，投入数千亿人民币的资源，集中全国力量支援重灾区湖北武汉，并在全国实行严防严控取得的结果；绝不是有意隐瞒数据，低估死亡人数所为。明眼人都会清楚，疫情在中国大爆发时期，西方世界尚处于初始阶段。依据数据显示，1月23日中国武汉实行“封城”时，中国之外的病例只有9例。当时中国公布的疫情确诊病例数和死亡数比西方世界公告的数据已经多得多，这个时侯不存在要和西方在数据上比高低的问题。所以在那时瞒报或低估疫情数据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当然，4月17日，中国确实又对疫情数据作了调整。中国此时公布的病故人数由3000多上调到4642人。武汉核增确诊病例325例，核增死亡1290例，核减治愈965人。核增以后全国死亡率由4%上升至5.52%；湖北死亡率由4.75%上升至6.62%。当时国外的平等死亡率为6.79%。中国之所以核增了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其原因在于武汉暴发疫情初期，由于当地医疗资源紧缺，医院收治能力严重不足，导致部分患者死于家中。这部分死亡患者数据，未能经过经过核实及时上报，原来公布的死亡人数只是在医院死亡的人数。其次是在救治病患的高峰期，医院人员都是全身心忙于生命的救治，这就难免出现迟报漏报和误报情况。再次是疫情大爆发初期，确诊病例大量增加。各大医院收治病人的能力有限，所以找了大量定点医疗机构作为诊疗点。这些临时医疗机构的死亡病例数据，没有及时与统计机构对接，这就导致出现了重报、误报、漏报的情况。所以中国抗疫初期漏报一些死亡数据，这完全不是有意而为，仅是工作过程中的一点疏忽而已。退一万步说，假如就算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还有一点误差，你能否定中国政府在防控新冠肺炎 上思想的高度重视，行动的组织有力，成效的显著辉煌吗？ 中国政府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以前公布的数据进行矫正，这更体现出中国政府对生命的负责，对科学的严肃认真。所以西方世界在数据问题上大肆造谣污蔑中国， 除了说明他们对中国有着严重的政治偏见之外，还有多大实际意义！

在这次全球抗疫中，西方世界在经过开始一两个月的观望、犹豫、淡化过程后，随着本国新冠病毒的传播，疫情形势的越来越严重，他们也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如居家隔离、保持一定社交距离等防控措施。但他们迷惑难解的是， 尽管他们也采取了这些防控措施，他们国内的新冠病毒确症病例数和死亡人数长时期内不仅居高不下反而继续增长；而中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转为逐步减少。他们没有想到，也许想到了却没有办法做到，中国在抗疫中实行了严防严治。正如[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网站4月27日报道]据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报》网站4月27日报道]:  “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认为，许多国家在借鉴武汉抗击疫情的做法时，都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非常大范围的隔离措施。但他们没有关注到在武汉发生的其它一些事情。那里有非常积极的感染者追踪观察及密切接触着隔离措施。确保这些人不会到处传播病毒。武汉还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检测。因此，在武汉发生的远不止隔离。”其实不仅仅是武汉，中国各地都是采取这种方法实行严防严控的。显然，哈里斯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在抗疫过程中，中国与西方为防控病毒传播在具体作法上的差距。正是这种作法差距的存在，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在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上的巨大差别。

从全球抗疫的实际情况看，西方一些国家也大量存在漏报少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现象。 中国经济网4月28日10时文章报道，来自央视财经《天下财经》栏目视频消息：英国媒体今日报道称，英国官方统计的新冠死亡病例只基于医院数据，未纳入养老院、家庭等医院以外的数据，因此英国实际死亡人数会更高。由于担心自身被感染，医生并不会亲自前往养老院做死亡登记。因此在为七八十岁的老人开具死亡证明时，医生更倾向于登记成“死于阿尔兹海默症”而非“死于新冠肺炎”。这导致了真实的死亡人数并未呈现在最终的统计结果中。”

美国是隐瞒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7日报道]该报记者萨那.克利夫、朱莉.博斯曼题为《官方数据低估了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文章，文章写道:“印第安纳州的一名验尸官说，3月初，他曾想知道一名男子是否死于新冠肺炎；但他所属 卫生部门不肯进行检测。纽约市的护理人员说，许多死在家中的患者有明显的感染迹象，却从未接受过新冠病毒检测”。

文章还写道:“在弗吉尼亚洲，一名殡葬主管小心地处理了三名死者的遗体，因为医护人员提醒她说，这几个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然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死亡证明书上被注明了新冠病毒。”截至本周末(4月5日)，美国通报逾9400名新冠肺炎患者死亡。但医院管理人员、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和验尸官表示，官方数据未能体现出真实的美国人死亡数量。造成这种统计缺漏的原因包括规程不统一，资源有限以及各州县的决策各行其是。许多农村地区的验尸官说，他们没有检测工具来发现这种疾病。美国没有统一的新冠肺炎相关死亡上报系统，再加上检测工具始终不足，一些州县在统计死亡人数方面敷衍塞责，含混不清，有时甚至出尔反尔。”

文章继续报道:“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高级学者詹妮弗·努佐说，我们绝对相信有些死亡病例没有计算在内，该中心正在密切关注全球新冠大流行的情况因而他们对美国疫情数据的判断不可能不具真实性。”该文又报道说:“美国直到上周五(4月3日)疾控中心下属的全国卫生统计中心开始发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初步估计数字。……依据是把新冠肺炎列入致死相关基础病的死亡证明书数量。不过负责开具死亡证明书的人表示，若仅仅依靠这些文件，那恐怕会出现大量遗漏，因为有些死者虽检测出新冠肺炎，但医生和验尸官在死亡报告书上填写相关基础病时没有将其列入”。

这篇文章接着报道，医院主管人员说，在美国疫情初期，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可能受到忽视。多家医院的医生报告说，他们接诊过一些新冠肺炎患者， 最终还沒来得及接受检测就去世了。

新奥尔良的图莱恩医疗中心内科主任格拉尔迪娜·纳德说:“在我们开始检测新冠病毒之前，我们收治过成批成批的肺炎患者。我记得自己当时还想，这真是怪事。我相信其中一些患者确实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当时没有人知道″。

不须再找依据了，美国尽管现在报道的新冠肺炎死亡数已经大得惊人，但实际新冠肺炎死亡者数据比这还要大得多。 (未完待续)

作者彭崇谷：著名的文化学者，诗人、赋作家、书法家、画家。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顾问、湖南省诗词协会会长、湖南省诗书画艺术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湖南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导师。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三江源赋》被编入《大学语文》教材，《湘江赋》编入中学《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曾任湖南省衡阳市市长、湖南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省编办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