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型”学者

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起来到距宜宾60华里的南溪县李庄镇（现划归翠屏区）上坝村安营扎寨。

他们的住处有一个浪漫且富有诗意的名字——月亮田。但租住的农舍，墙缝里能透进月光，老鼠和蛇等小生灵经常光顾屋顶那历史悠久的席棚。

这里远离都市，生活条件艰苦，吃水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只能靠菜油灯照明，连煤油灯都属“现代化”的奢侈品，更谈不上什么粮菜供应了。

然而，他们就是在这样一座农舍中，过着农夫式的生活，从事着精深的学术研究！

林徽因的好友李健吾在《林徽因》一文中说：“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但李庄时期的林徽因却更甚于此，她不得不抽出大量的精力来操持家务，令她异常苦恼。

为改善伙食，梁思成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桔皮做果酱，并且在门前屋后种了西红柿、养了鸭。

梁思成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里说道：“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的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

1942年年底在梁思成家中住过的费正清曾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费正清还感叹道：“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

被“清炖、红烧”的高贵与斯文

在李庄，梁思成夫妇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中国建筑史》的写作。每当夜幕降临，夫妇二人只能借着菜油灯摇曳的微光，弓着背一字一字地书写。

而这时，林徽因的肺病又发作了，川南潮湿的气候和连续的奔波，让身体本来就十分虚弱的她长时间卧床不起。梁思成年轻时因车祸受伤的后遗症也不时发作，经常疼得不能坐立。

然而，夫妇二人收到费正清和费慰梅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的信件后，却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费慰梅回忆：“思成的体重只有47公斤……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由于夫妇二人的薪水大都买了药品，用在生活上的开支就拮据起来。最后实在山穷水尽了，梁思成只得去当卖衣物，衣服当完了，便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但换到的不过是两条草鱼。

即使如此，梁思成夫妇仍然不改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提着两条草鱼回家。梁思成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漫漫长夜终有明

在梁、林写作《中国建筑史》的日子里，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成员的工资也失去了保障，幸亏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负责人傅斯年和李济伸出援助之手，把营造学社的5人划入他们的编制，才不至于有冻馁之苦。

好友傅斯年曾瞒着二人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信中说：“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已，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

1941年至1943年，是梁家最热闹、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许多朋友和亲人从各地赶来李庄探望他们。

首先到来的是西南联大的金岳霖。金岳霖是梁、林的老朋友。在北平，他与梁家隔墙而居，是“太太客厅”（指林徽因在北平的家中的一间家庭文化沙龙，曾聚集过胡适、沈从文、萧乾、李健吾、朱光潜等名家）的担纲人物，起着组织串联和后勤保障的作用。

初见林徽因，金岳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消瘦得那么厉害，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为了让林徽因尽早恢复健康，金岳霖到市场上买来了十几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在门前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喂养起来。小鸡一天一天长大，林徽因的病情也随之渐渐好转，营造学社那座冷清已久的房子又重新荡起了欢快的笑声。

在朋友和亲人的陪伴下，梁、林夫妇度过了漫漫长夜，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并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胜利。1946年8月，梁、林一家回到阔别9年的北平，而伴随他们走过艰辛岁月的那座扬子江畔的古镇，在为后人留下许多温馨记忆的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当年那段难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