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倩

内容提要 本文以1940年到1945年在重庆发刊的报纸文艺副刊《新蜀报·蜀道》为对象,通过考察这个与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有密切关系的副刊的运作机制、编辑方针、对文艺论争的组织和发表抗战人名诗等问题,讨论由文协主导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在转移到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文艺副刊时所遭遇到的问题、挑战及其回应,了解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在战时重庆的生存状态,以及它在构建重庆文坛生态时的地位与作用,以期揭示出抗战文学中国统区文坛一个不同的面向。

1939年底,毛泽东正在写作后来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延安文艺家兴奋不安的准备着迎接一条新的文学道路的到来;在西南一隅的昆明,沈从文陷入对抽象的沉思,酝酿着《看虹录》、《摘星录》等转型之作。而在国统区的中心重庆,南北两路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刚刚从前线返回,各驻渝文艺团体纷纷召开欢迎晚会和经验交流会。在这热闹而忙乱的气氛中,报纸文艺副刊《蜀道》创刊了。《蜀道》依托于重庆民营报纸《新蜀报》,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协是战时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囊括了除沦陷区外的几乎所有作家,它的成立显示,一种新的想象文学的方式被广泛的接受,意味着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已经成为主流。文协以“抗战建国”为旗帜,以组织全国文艺工作者协调行动为工作职能,直到。在近8年的时间里,文协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在国统区文坛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1949年7月,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时认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活动是“有一部分人在某些阶段上又忽视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原则斗争和严肃批评,产生了右倾的偏向”。①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统一战线话语在构建战时文学生态中的重要性。

作为民营报纸副刊的《蜀道》如何与文协发生关系,如何弥合商业行为与组织文协活动之间的缝隙,以怎样的方式来讲述抗日统一战线话语等等问题,为我们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切入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与抗战时期文学发展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

一、商业副刊与文协“准机关刊物”

1939年12月22日,诗人常任侠收到《新蜀报》副刊编辑金满成和文协理事姚蓬子联合发来的请柬,邀请他参加由新蜀报社主办的新年宴会。②原来,金满成病重,《新蜀报》副刊《文锋》将改名《蜀道》交由姚蓬子编辑,发起这次聚会既是联络作家间的感情,又顺便为新副刊拉稿,常任侠后来也成为《蜀道》上的常客。作为文协具体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姚蓬子工作繁忙。促使他接任主编的原因,是新蜀报社和文协两方面的迫切需要。《新蜀报》创刊于1921年,原本是重庆地区第一大报,随着重庆成为战时政治文化的中心,到1939年底,全市登记注册的报纸共20家③,其中包括全国性大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等。这些报纸实力雄厚,对《新蜀报》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国民政府为了控制言论,向地方报纸注入资金,增强了它们的实力。而《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思想左倾,不愿受制于政府,拒绝了政,虽然保持了独立办报的权力,却也承受了来自董事会的压力。为了赢利,《新蜀报》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由共产党员漆鲁鱼、赵铭彝(后来又加入了萨空了)等人主持下的新闻言论版内容新锐,吸引了不少读者,《新蜀报》与《大公报》等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副刊上。陈平原在谈到报纸文艺副刊与报纸的关系时说,名作家主持副刊“一般来说质量高,声誉好,影响大,虽不见得就能增加发行量,但那是报纸的门面,马虎不得”。《新蜀报》副刊《新副》“‘文艺的味道’是很缺少的,文章多半是各种事件、现象的、单纯的报告,再加上作者们大都很短于文艺的素养。”④1939年1月,金满成将自己编辑的《新副》,沈起予的《新光》,赵铭彝、陈白尘的《新光戏剧周刊》和复旦学生王洁之的《文种》这4个文艺副刊合并为《文锋》,想集合几个副刊之力,把《文锋》打造为一个品牌,但是他一开始过于强调副刊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只发表小说和抽象的理论文章,缺乏现实的冲击力。读者在给编辑的信中认为,《文锋》应该“充实和改善副刊的内容,多发表战场的情况和后方的建设”,反对空洞抽象的理论,要求“反映抗战时期的人生和人生的真实性”。⑤金满成虽然认为“空洞抽象的理论有最上层建筑的价值”,⑥还是不得不接受读者的意见,“本刊将略改近来的风度,对于纯粹以文艺为对象抽象的讨论,以及纯文艺的作品,将酌量减少,而渗合一种与实际问题有关的短小精悍的杂感、短论一类的东西。”⑦此后,金满成加强了时事评论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作者是知名度和水平有限的地方文艺家,《文锋》没能成为有影响的文艺副刊。

金满成病重使周钦岳下定了全面整改副刊的决心。为了请到文坛名人姚蓬子,他全面提升了副刊在《新蜀报》上的地位,在第四版除了副刊只放广告,版面也比金满成时期扩大了五分之一,接近半版。遇到《蜀道》出重大特刊时,则会增加到一整于姚蓬子召集的会议,周钦岳有时也会亲自参加。周钦岳的诚意和努力立刻得到了回报,在《蜀道》的第一期上,就出现了老舍、欧阳山、罗烽、臧云远、胡愈之等抗战文坛的名人。其中罗烽的战地诗歌以前主要在《大公报·战线》发表,现在《蜀道》也能分到一部分,立刻显示出与《大公报·战线》竞争的态势。随后,姚蓬子又接连发表了宋之的、方殷、应清、陈晓南等人的战地系列游记。作家对战地的访问被看作是文艺家与抗战直接结合,推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一件大事,各大报纸都以发表战地游记为荣,《大公报·战线》和《中央日报·平明》也发表了战地作品,但是数量上都不能与《蜀道》相比。战地访问最大的文艺成果之一———老舍的万行长诗《剑北篇》是当时各大名刊争夺的对象,协调的结果是几大刊物共同发表,《蜀道》也在其列,足见其文坛地位已经得到了认可。《蜀道》从创刊伊始,就十分留意文坛动态,相继推出“诗之页”、“木刻之页”、纪念国内外文化名人等各种专刊,遇到元旦、“七·七”、双十节等重大的纪念日,还约请著名的文化人士配合专刊命题作文。众多成名作家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自然会引起广泛注意,带动重庆文坛的空气。新蜀报社每年还会举行迎新年宴会,由姚蓬子出面邀请文化界名人参加,“茅盾、田汉、夏衍、阳翰笙、巴金、沙汀、靳以、罗荪、曹禺、陈白尘、宋之的、赵丹、金山、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安娥、应云卫、郑君里、胡风、常任侠等等,都是新蜀报的座上客”。⑧

1941年2月1日,在《新蜀报》创刊20周年之际,姚蓬子“在‘我对于20年来中国新文艺的感想’这一个题目之下,邀请了几位文艺界的友人发表一点感想”。⑨这其中包括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茅盾。这个20年不是从文学史的角度作出的划分,而仅仅因为这是《新蜀报》创刊20周年的纪念日,尽管茅盾等人写文的目的有自己的考虑○10,但是从新蜀报社的角度来说,却挣,进一步奠定了《新蜀报》“后方有数的大报”○11的地位。这段时期是《新蜀报》最辉煌的时期,在新闻版、言论版和副刊这几个方面的配合下,发行量不断增加,据编辑赵铭彝回忆,1941年5月左右《新蜀报》销售量已经接近七千份,几乎可以与《大公报》抗衡○12,而《蜀道》也在策划定期出版《蜀道每月文集》,发行到全国各地,扩大《蜀道》的影响力。对于文协来说,《蜀道》的出现彻底解决了文协组织活动的困难。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原本是三日刊,兼有组织文协活动和展示文协成果的作用,但是来到重庆以后,“《抗战文艺》因印刷困难,近来难免脱期。”○131939年后半年已经只能勉强维持一月一期。文协有了《蜀道》这个“可以报告消息,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地方”○14,可以放心的把“《抗战文艺》改为月刊,每期容纳十五万字以上,从严选稿,以期成为足以代表文协的刊物”。○15

于是,《蜀道》创刊以后就成为文协信息的集中发布地。这些信息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各种通知和启事。不光是日常的各种晚会、纪念会通知, 1940年6月文协被敌机轰炸后第一时间发布的重要声明, 1941年文协的会务报告,也都是由它发表。对于文协的重要活动还有持续的跟踪报道。在文协举行“作家卖字捐稿劳军”的活动中,《蜀道》可以说是全心投入,对作家卖字部分,不仅提前向读者介绍活动的时间地点,对卖字活动的进展情况每天都有报道,包括哪些作家的字最受欢迎,哪些社会名人到现场买字,每天的收入多少等。对于捐稿部分,《蜀道》不仅尽先刊发作家的劳军稿,还代收作家捐款。卖字捐稿活动结束后还有活动的总结报告。在活动进行的十几天中,《蜀道》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文协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第二类是文协的情况报告。文协理事会的改选情况,文协小说、戏剧、舞蹈晚会和专题讨论会的记录,香港、西安、皖北、成都等文协各分会或联络活动的特写等,这部分内容同时也是《蜀道》的主体内容之一,通常会用整版报道。第三类是为文协发布纪念专刊。《蜀道》总共为文协刊发了“1942年文协元旦专刊”和“文协五周年”、“文协六周年”纪念专刊。其中“文协成立六周年”专刊,荟萃了邵力子、张道藩、潘公展等社会名流,与重庆其他一些刊物的纪念专刊相比,显得尤为突出。

不光如此, 1940年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原本应该由文协组织,但是老舍担心如果以文协的名义推进,会给社会上留下文协只注意作家利益,不顾国家大局的印象。于是改由《蜀道》这个有民间身份但是又能完全代表文协意见的刊物来主持。另外,《蜀道》也努力与《抗战文艺》每期的主题相配合。在《抗战文艺》出刊前后,《蜀道》都会围绕这些主题发表文章。《抗战文艺》的主题有保障作家生活、纪念鲁迅、1941年的文学趋向、小说中的人物描写、郭沫若创作25周年纪念等等,这些也就是《蜀道》在同时期的主题。其中的一些主题是当时整个重庆文坛共同关注的,有一些重合并不奇怪,但《蜀道》基本上是每一次都相同,则很难说是巧合。另外,一些原本投给《抗战文艺》的作品,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抗战文艺》上登载的时候,也是由姚蓬子征得作者同意后在《蜀道》上发表。有些时候,《抗战文艺》上一些比较短小的作品也会同时发表在《蜀道》上,如吴组缃的《后街》、《摆故事》,张天翼的《论人物描写》等等。就以上的情况来看,说《蜀道》是文协的准机关刊物也不为过。高长虹的研究者言行先生曾经说:“高长虹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报《新蜀报·蜀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16高长虹的确在《蜀道》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是把《蜀道》称为文协的会报恐怕只是一个误会,言行先生没有细谈他是依据什么得出了《蜀道》是文协会报的结论,如果只翻看《蜀道》,的确很容易认为它就是文协的机关报。但是查看文协各主要负责人的文集和《抗却找不到可以将《蜀道》认定为文协机关刊物的直接证据,文协对外承认的机关刊物只有三种———《抗战文艺》、《前线增刊》和《英文会刊》,《抗战文艺》里也曾多次提到《蜀道》,但从来没有谈到《蜀道》与文协的关系,在提到它时用词也是相当客气的,比如在前文提到的“作家卖字捐稿劳军”活动中,文协发表启事说:“兹商借《蜀道》一角,敬请本会同人暨所有文艺作家自本月14日起,尽可能投文陪都各刊。(《蜀道》当由本会商请蓬子先生尽先披露作家劳军稿)。”○1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蜀道》完全是一个独立于文协,但是又有友好关系的刊物,其原因可能是文协对其机关刊物除了给予方向上的指导以外,还要给予经费上的补贴,而《蜀道》的经济支持完全来自于《新蜀报》报社,《蜀道》也是《新蜀报》的一个招牌副刊,文协不方便过于强调自己与《蜀道》的渊源。

可以说《蜀道》在事实上履行了文协机关刊物的职责,但是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间身份。它与文协的密切关系使它拥有了高水平的作者群,赢得了在读者中的知名度和关注度,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反过来,它在商业上的成功也使它在组织文协活动时,获得更大的便利。在团结抗战的氛围下,《蜀道》在商业副刊和文协准机关刊物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1942年后,随着国民政府对言论控制的加剧,有着左倾立场的《新蜀报》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言论空间不断萎缩,正常的版面也被各种强制性的应景特刊蚕食。姚蓬子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编辑新创办的刊物《文坛》上。1943年6月,梅林接手《蜀道》。这时的《蜀道》已经遭遇了很多困难,杂文和文艺论文失去了以往的活力;作家们生活贫困,写作数量减少也使得组稿更加困难。《蜀道》的主要作者群被迫向普通文学青年转移,组稿方式也更多的采用作者投稿,而不是姚蓬子时期的拉稿。梅林努力维护《蜀道》在重庆文坛文学潮流中的地位。他先后组织了“战时创作评点”和“小说的任务问题”、“艺术的认识问题”的讨论,力图寻找话题,打破文坛沉闷的空气;在日常的发稿方面,由于杂文类文章受到过多的限制,他大量发表翻译作品,尤其是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批评,通过这些翻译作品,隐晦的表达自己的文学倾向,使得《蜀道》颇有中兴气象。可惜梅林性格比较急躁,他对《新蜀报》报社不按时发放稿费的行为,非常不满,并将这种不满直接在《蜀道》上表达出来,因而导致《蜀道》被报社暂停。直到由诗人王亚平出任主编。

王亚平其时的政治倾向不太明显,与文协的关系也没有姚蓬子和梅林密切。他接手后对《蜀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是刊发“每月诗页”和指导青年诗人,使得《蜀道》几乎变成了半个诗刊。不过他留住了部分《蜀道》以前的固定作者,保持住了《蜀道》的主要特色———兼容公开的编辑方针,维持了《蜀道》的相对稳定。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国民政府力图全面控制新闻舆论。4月,《新蜀报》内部人员张骏在中宣部的支持下逼走社长鲜英和总经理周钦岳,接管了报社,使《新蜀报》彻底成为国民政府的喉舌。《蜀道》也在4月24日正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二、“活泼锐利”与“谈酒说梦”

姚蓬子说:“要编成一个可以看看的报纸副页,实在比编辑一个大型杂志还要困难。”○18的确,由于版面有限,报纸文艺副刊为了凸显自己的特色,内容通常比较单一,比如《大公报·战线》多发表诗歌、小说,《中央日报·平明》致力于小品文、散文的推介,《新民报·最后关头》干脆只发表张恨水的作品。这对于以文协为背景成长起来的《蜀道》却行不通,内容的单一势必排斥不同风格的作家。作为新办刊物,《蜀道》没有《大公报》那样固资源,“如何将蜀道逐渐弄成一个像样的小日刊,这是完全要依靠作家们的不断的赞助,与读者们不断地批评。”○19而当时作家又是稀缺资源,各大报刊争夺激烈,老舍对此深有体会:

“要文章的既都是朋友,而且相距不远,可以时时来索取。好,我只有硬挤乱凑,别无办法。今天凑一千字一篇;明天凑一千五百字,又算一篇。写着十分伤心,不写又无法吃饭;我名之曰文章凌迟,死而后已!”○20在这种情况下,《蜀道》无法对投稿作家提出太多要求,只有采取兼容并收的原则,从小说、诗歌、剧本到杂文、翻译、游记,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到报告文学、新闻特写无一不是它的发刊范围。这样的方式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显得芜杂凌乱,好在姚蓬子有自己的办法:采用“活泼锐利”的话语方式和营造“谈酒说梦”的谈话氛围,把劣势转化为优点。

为了获得发言的合法性,战时刊物的发刊词通常都会强调“战斗”、“团结”这些被公认的原则,对于它们具体的政治倾向和文学理想,则需要在以后的发刊过程中仔细甄别。考察《蜀道》的编辑原则,《〈蜀道〉的1941年》比空泛的发刊词《并无感叹,亦无欢欣》更加值得注意,文章指出:“大型杂志都是正面作战的正规军,而从侧面、从背面,来参加文艺抗战的,也就是从事游击战的这样活泼而锐利的刊物还没有,可是,客观上却十分需要,抗战命令文艺要同时负起阵地站和游击战双重任务,《蜀道》过去一年间在文艺前线上所尽的力量是游击战。”○21这里姚蓬子不是从内容上,而是从方式上对《蜀道》进行了定位———用“活泼而锐利”的方式从事“游击战”的刊物。它充分利用副刊灵活迅速的优势,采用杂文和文艺批评的方式对文坛和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发表意见。杂文主要是代表作家对社会现实发言,谈到过国统区知识分子的苦闷、有闲阶层的奢侈浪费、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僵化和落后,甚至还有如何发展地区经济的建议等等。文艺批评则主要集中在对上演的重要戏剧的评论,文学的暴露与讽诗歌与大众的问题等等。由于发言者多是文坛名家,保证了文章的质量。姚蓬子对《蜀道》上的杂文和文艺批评显然也十分满意。1941年初,他决定出版杂文刊物《蜀道每月文集》,文集收录在《蜀道》上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发行到国统区各地,以加强《蜀道》的影响力。在姚蓬子列出的《蜀道每月文集》的第一集里,就包括有茅盾的散文《我的1941年》、胡风的散文《也算是希望》和随感《棘源村断想》、郭沫若和柳亚子的剧评《续谈戚继光斩子》和《海国英雄叙》、孙伏园的散文《惜别》、艾青的诗歌《水鸟》、袁水拍的《一封贺年信》、何容的《一双耕牛》和《编校风月谈》、文林怀树的《文林琐记》和姚蓬子自己的《〈蜀道〉的1941年》。光是这些作者的名气,就足以让人对这本《蜀道每月文集》给予足够的重视。

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话语空间,《蜀道》与充满战斗性的《新华日报·文艺副页》相比又多了团结氛围的营造这一个面向。对于团结的追求,《蜀道》不是“和稀泥”,它的稿约明确的表述了团结的原则和方式:“文章虽好,倘于抗战无关,决不刊登。倘与抗战有关,无论谈酒说梦,均极欢迎。”前半句话严肃坚决,是对全体作家的表态,后半句亲切放松,则是对认同于“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的作者的发言。这一原则的确立显然来自于1938年底开始的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如果站在历史现场以外,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身处历史进程中的以孔罗荪为首的文协诸人却对梁实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现代研究者埋怨他们没有看到梁实秋的前半句话○22,其实这反而是一个误会,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梁实秋是否支持抗战,而在于文学可以“与抗战无关”这一提法本身。一旦文协认可了这一提法,就模糊了文协团结作家的底线,有使文艺界重新陷入各自为政状态的危险。更何况梁实秋还说“所谓‘文坛’我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23他看到了文协的重要地位,但是却错误的把它指认为垄断文坛话语权的“盟主”。实际上,文协的地位更多的是一个象征,作用在于精神上的号召,即“会务进行,虽因人力财力所限,未能尽合理想”,但重要的是“众志所归,蔚为文风,咸以正大的态度,发为有关抗战之文字”。难怪文协“对于‘文坛坐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未敢一笑置之”,专门写信给《中央日报》指出:“副刊所载虽非军政要闻可比,但极端文字影响非浅”,“此种玩弄笔墨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24

在“与抗战有关”的原则下,文协所倡导的作家关系则是平等而轻松的。文协的“团结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要保持得长远,推展得普遍”○25。抗日统一战线需要的团结不光是危急时刻,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积极友好气氛。《蜀道》所说的“谈酒说梦”不是指谈话内容的琐碎,而是指谈话方式的轻松自然,作为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话语空间,《蜀道》需要让作家真切地感受到文坛的团结。

《蜀道》上友好亲切的氛围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对“文艺简讯”这一形式的成功改造。在抗战以前,有文艺简讯类栏目的报纸文艺副刊很少,这主要是因为报纸文艺副刊通常版面狭小,登载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尚嫌不足,哪里还有版面登载一般性的文艺资讯,而且报纸一般会在新闻版对全国性的文艺界大事有所报道,文艺简讯类栏目通常被用来做副刊版面上的“补白”。抗战开始以后,这样的栏目“颇为读者、作者所欢迎,特别是当时在全国处于互相隔裂状态,交通不便,消息阻断,因此,大家也更希望在刊物上多知道一些文艺活动的情况。所以除了《抗战文的《文艺简报》外,如《文艺阵地》有《文阵消息》一栏,《文学月报》有《文坛备忘录》一栏。”○26《蜀道》一开始设立《文艺简讯》栏目显然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从这个月起,想经常刊登一些各地的文化活动的报道,这不仅是读者所关心的消息,或者也是文化工作者所需要参考的资料吧。此外,也别无新的计划。○27《蜀道》的第一篇“文艺简讯”报道了成都文坛的动态,接下来又介绍了文协分会的活动组织情况,新刊物《笔与刀》和作家动态。从此以后《蜀道》的“文艺简讯”栏目开始频繁出现。在最频繁的1940年5月到12月,几乎是隔天一则,每则文艺简讯通常有2到5条文艺界消息,每条消息非常简洁扼要,两三句话就是一条。而报道的内容也日益多样。以1940年6月12日的文艺简讯为例:　　

艾青近完成长诗《火把》计一千余行,将在《中苏文化》发表。《新演剧》复刊号已由沪迁渝,印刷甚为美观,内容亦甚丰富。孙师毅即将离渝赴桂。民族形式讨论日渐展开,自郭沫若在《大公报》发表《民族形式商兑》后,闻田汉、洪深等最近亦将有所发表。在一篇文艺简讯里有4类不同的信息:作品发表预告(艾青的《火把》)、刊物介绍(《新演剧》情况)、作家动态(孙师毅将去桂)和热点事件的跟踪报道(民族形式论争)。大致来说,《蜀道》的文艺简讯可以分为4大类:最常见的是各个作家的最新动向,比如地址变更、创作情况等等;其次是文协的活动报告,包括活动的预告或活动的总结;第三是报道文化界的重要事件,有时还会连续报道;第四就是《蜀道》相关消息,比如工作预报,对同期发表的文学作品的背景说明等等。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类,实际上《蜀道》上的文艺简讯可以说是林林总总、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有一则消息甚至是“白朗近日得一千金”。这类9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第六期的消息数量还不少:　

　

8日夜,《蜀道》座谈会散后,风雨□(原文不清)紧,道路黑暗泥泞,更因时间已晚,雇车为难,其中以田汉住曾家岩,距离最远,冒雨步行,至观音岩始雇得人力车,是日夫人同来,因此同受此意外之灾。(1940年10月11日)临江门文协会所受敌机破坏,但作家们仍爱这自己的□□(原文不清),纵风雨不蔽,作家自乡间进城时仍住会,最近梅林、以群均寄宿会内,一盏清灯,相对倍觉亲切。(1940年7月12日)

王□仑日前以麻酱、凉拌面、冰冻绿豆沙等等,假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宴请文艺界友好。(1940·8·26)今年疟疾提前流行,目前尚在春末,重庆打摆子者已大有人,老舍、阳翰笙等近均被疟虫所困,甚为痛苦。(1941·4·26)

这样的消息能在报纸上公开登载出来,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以“战斗”为宗旨的刊物来说,似乎也是一种“浪费”。但是《蜀道》却很重视这些消息,文艺简讯栏目成为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所有的刊物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消息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光是文艺活动的情况,而且是朋友的近况和遭遇。《蜀道》对这些消息也不是客观严肃的报道,而注重细节刻画和善意的点评,轻松自由。这样的文艺简讯夹杂在相对严肃的文学创作和时事评论中,仿佛是朋友们在交换完对文学和现实的看法后,任意闲谈一些友人近况,使得文学讨论也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进行。有了它,任意而谈成为《蜀道》的题中之意,于是我们在看到梅林的日记《文林琐记》、老舍的思想片段《未成熟、何容的《编校风月谈》这些不正规的文体时并不觉得突兀,反而感到亲切。“活泼锐利”的战斗姿态与“谈酒说梦”的团结方式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却统一在《蜀道》这个特殊的语境中,它展现了抗日统一战线话语的两个面向。

三、组织“民族形式”论争

以“联合全国文艺家”为己任的文协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抗战文艺》指导全国的文艺活动。但是《抗战文艺》“只顾慎重选稿,而没能发动集中的讨论与写作”,“未能及时的抓到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与指导”。○28作为《抗战文艺》的补充出现的《蜀道》由于其民间身份而少了一份顾忌,加上副刊灵活迅速的优点,反而发挥了组织讨论的作用。其中最能体现其优势的是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

据研究, 1938年开始,已经有人论及“民族形式”问题。在重庆地区, 1938年10月,向林冰及其通俗文艺编刊社的同事就在《通俗读物论文集》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旧瓶装新酒”的文章,初步阐释“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的观点。1940年3月24日向林冰总结前期的思考成果,在《大公报·战线》上发表了《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正式提出了“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在重庆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报纸杂志都参加了这场论争,仅是有记录可查的座谈会,就有中国诗坛社、文学月报社、新华日报社和通俗读物编刊社组织的4次。前期比较活跃的是《大公报·战线》和《中苏文化》,后期则是《新华日报》。但这些报刊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文章都不超过10篇,而《蜀道》却总共发了31篇文章,其中包括葛一虹直接向《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发难的《“民族形式”的中在所谓的“民间形式”吗?》一文。整个4月间,《蜀道》几乎是隔天发表一篇论文,其中大部分都是处于论争核心的向林冰、葛一虹等人的文章。因此,可以说《蜀道》是重庆“民族形式论争”最重要的讨论场所。

主编姚蓬子曾就“民族形式”问题在《抗战文艺》上发表过《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和《关于民众的文艺读物》。向林冰的《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发表后,他敏锐地感到了问题的重要性。3月26日,姚蓬子在《蜀道》上以代邮的方式告诉向林冰,葛一虹对他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将在《蜀道》上发表,既给向林冰下了“战书”,又向读者预告了即将到来的论争。葛一虹的文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的“民间形式”吗?》发表于4月10日,此前,已经有王亚平、王冰洋、臧云远、卢鸿基等7个作家的讨论文章发表于《蜀道》。4月8日,葛一虹文章发表的前两天,姚蓬子在文艺简讯里再次宣布“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论争将全面展开”。在1940年4月11日发表的《编后记》里,他为《蜀道》上未来的论争定下了基调:“我们讨论问题不管是站在何种立场,不管是支持或反对何种见解,但目的均是为了真理,为了对于抗战建国能有更大的助力,所以对于对方的理论应该加以尊重而出于善意的批判,并进而为文艺批评界树立一个严肃的作风。”○29在此前的一些文章中,一些不好的苗头已然出现,比如王冰洋在《玻璃瓶里装玄学》中,大谈“用玻璃瓶的人是摩登人,是大餐厅里的人,而且玻璃工业应该用到国防工业上”云云。卢鸿基在《论争的“中心源泉”》中谈完自己的观点后,竟然来了一段打油诗:“文坛寂寞已长期,聊兴波澜掀动之,他要民间寻形式,尔勿现实觅主义。一精自会使神术,书兽只能较是非,佳话原亦民间物,敢问一虹知不知。”姚蓬子提出这点来,便是为了避免论争流于无谓的口舌之争和人身攻击,使焦点集中在关键问题上。不过,他很快又对这一立场做出了修订:“但是,生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感情的谩骂或人身的攻击以□□(原文不清)作为标准,岂不是编者可以利用这几个空空洞洞的字眼来满足他的偏爱或偏憎的□(原文不清)心,随便的割爱吗?这一点,还是以大多数的读者的和朋友的意见作为我自己的意见吧,就是,在争论的文章刊出之后,倘有人指出其以若干点是超出理论争斗的范围之外,那我愿意此后发稿的时候加以特别的注意和考虑。”○30通过这一说明,他进一步限制了编辑的权利。这样高度的信任反而促使论辩双方自律,一些不太严肃的打油诗方式的文章消失了,参与讨论的文章也称得上心平气和、就事论事。4月23日,姚蓬子在《蜀道》上高兴的宣布,“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在本刊展开讨论后引起文艺界极大的注意,文学月报社假中苏文化协会礼堂,举行了座谈会,没有结论,但都同意不再纠缠于枝节问题,而集中于中心点。”○31的确,《蜀道》为这次论争营造一种健康开明的氛围做出了贡献。1941年2月,讨论者之一黄芝岗在回忆这次论争时说:“去年的文坛曾有一次中心源泉的论争,好像文协朋友之间还不免过不去的样子。其实,在这次论争里并没有宗派,也没有私人纠纷,到论争结束以后,两方对公交私交完全没有芥蒂。”○32

营造健康的讨论氛围固然重要,推动讨论的深入,求得问题的解决才是一次论争真正想要达成的结果。姚蓬子指出“使抗战以来因为现实的要求而被提出的文艺上的诸问题,能够在这次相互的理论批判中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作家不光要发表自己看法,同时也要回应对手提出的挑战,在论争中得到问题的解决。与其他刊物零散的或者一次集中式的发文不同,《蜀道》是论争双方的文章随到随发。每一个作者只要愿意,都可以深入的阐释自己的论点,也可以随时反驳对方的观点。同时,每天发一篇相关文章,使得不同意见者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思考自己立论中存在的问题和没有论述清楚的地方,找到对方理论的缺陷,这既可以表时间过长,文章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或者集中一次征稿的自说自话,又避免了座谈会讨论中考虑的不周全和情绪的激动,有利于大家将焦点集中在分歧点上,推动论题深入发展。《蜀道》上很多文章的写作就是为了驳斥此前发表的文章。比如,葛一虹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的“民间形式”吗?》一文,原本就是为了反驳向林冰的《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向林冰一派的方白又发表了《“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是在“民间形式”吗?》,直接反驳葛一虹的文章。卢鸿基的《“国粹主义”与“中心源泉”略谈》也是对王冰洋《什么是“新的国粹主义”》的回应。从论辩的实质内容上看,双方首先都承认民族形式的最终来源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我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双方也都以民间形式或五四新文艺才能真正展示出现实生活来作为自己的辩护。向林冰在《从猿到人》中说:“在现实主义的世界认识(新酒)与流行民间的文艺形式(旧瓶)相结合的场合,当然不仅存在着也加深了二者的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却是“事物突飞猛进的前进的内在动力。”作为葛一虹一方的梅林则说:“中国新文艺随着中国社会的进展一直发展下来自然也就一直反映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到4月15日田仲济的文章《“中心源泉”在哪里》,则明确指出:“民族形式是这个中国的前路,它的中心源泉在于内容的生活的真实性上,在真正中国人性的创造上。”点出了“现实生活”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到后来,连向林冰一派的陈鹏啸也承认五四新文艺是来源于中国的现实生活的,只是“往后,他们的生活思想都不再前进了”,“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了”,大众生活之真实性只有民间形式能够把握。可见,双方的分歧主要在是否承认五四新文艺的历史作用和它的进步性,或者说如何评价五四新文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论争的成,他肯定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应该是“现实生活”,而五四新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承认新文艺有脱离人民大众的情况。由于郭沫若的特殊身份,他的文章被作为一种结论被大多数左翼作家接受下来。不过在姚蓬子看来,有些问题并没有完全清楚,仍然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在1940年6月的《大公报·战线》上,到了9月,姚蓬子在《蜀道》的“代邮”栏目里表示:“民族形式论争还未得出结论,还要继续刊发。”《蜀道》上又刊载了黄芝冈的《关于文艺论争》、高长虹的《正眼看人》、叶以群的《关于文学的形式》等论文,继续讨论这一话题。不过由于讨论的高潮已经过去,这些文章显得比较零散,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与以前刊物“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33不同,《蜀道》更愿意成为一个公共的论坛,保持客观的姿态,给予论辩双方充分发言的自由。《蜀道》上的论辩双方基本上都能平等看待对方,在论辩中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反思自己的论断,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观点,把问题推向深入。对于“民族形式”论争问题的解决,《蜀道》的实践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有民族形式论争的研究者在谈到这一次论争时也认为:“尽管受到外部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参与者对待论争的真诚态度及当事人之间基本上互相尊重的态度是在此前此后时期都难以看到的”,“重庆的论争中各种观点充分的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从而其成果也相对的大一些。”○34笔者无意把在这次论争中的《蜀道》指认为独一无二的“尊重”和“善意”原则的坚守者,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凭空出现,它必然是与周围环境对话的产物。《蜀道》能够坚持这样的原则,与其时国统区良好的文坛空气分不开。从其他刊物发表的文章及其作者看来,大部分刊物也并没有为不同意见的发表设置障碍。但必须了解的是,只有《蜀道》对于“相互的理论批判”这一原则是自觉而主动的。尽管刊物不会在主观上限制某一类观点,但是的交游圈子一般都有一个大致的倾向,所以发表的文章通常不会针锋相对形成论辩。《蜀道》也有一个大致的作者圈子,但是在这次论争中,他特意邀请了从未在《蜀道》上发表文章的向林冰一派参加讨论,并且给予双方最大的自由度,吸引了原本与他并不熟悉的作家参与到《蜀道》组织的这场讨论中,这在当时的刊物中的确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正是这个地盘相对狭小的报纸文艺副刊在论争中异军突起,其讨论理论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入性超越其他刊物的原因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蜀道》这次在“民族形式论争”中的表现并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文协对待文艺问题的理想态度的表现,“在抗战第一精诚合作的信念之下,我们应该互相砥砺,互相批评。对于某一问题,彼此之间观点纵有不同,意见容有歧纷,但都须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求得一致,共同向正确的方向携手前进。”○35这又是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存在的前提条件,左翼文人是“文艺界联合战线”的首倡者,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弱势,他们必然要求抗日统一战线话语能够容纳不同的文学理想,能够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正如周扬所说:“保持思想立场的独立性,创作上的独特风格的自由和批评的权利,假如说作家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的联合也需要条件的话那么这些就是条件了。”○36如果我们将这种话语方式放置在整个现代文学史的语境中,或者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学共生理想的表达。洪子诚在谈到“文学共生”的想象这一问题时说:“如果按一种理想主义的对文学状态的想象,也可以说40年代前期是一个文学共生的时期。不仅‘纯文学’,通俗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在40年代之前,通俗文学也一直在发展,是否是一个“文学共生”时期的关键,在于后半段话,“张恨水等的处境,他们和新文学作家的关系,得到了调整。新文学内部的各种追求,各种派别关系,也发生了变化。”○37这种“调整”和“变化”即是指新文学内部的各种派别相对立走向合作,互相尊重与接纳。“文学共生”不光是指文坛是否有不同派别生长的空间,而是指作为文坛主体的作家或文学派别想象文学的方式是否是开放而宽容的,是否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与自己不同的文学理想。40年代前期这个文学共生时期的出现,正是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在文艺界处于强势之时,《蜀道》对这次讨论的组织是40年代“文学共生”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四、“抗战人名诗”的意义

1941年4月3日《蜀道》的文艺简讯出现了一个预告:“吴组湘○38以作家姓名连成绝句七章,律诗三章,总题为《与抗战有关》,日内将发表于《蜀道》。”○39一般《蜀道》上有重要的文章发表,姚蓬子都会在“文艺简讯”栏里作预告。但是这次却有点异乎寻常。因为将要发表的是丝毫不“大众化”的“绝句”和“律诗”。第二天,《蜀道》就刊登了吴组缃以《与抗战有关》为总题的十首近体诗:绝句《雨过》、《田家》、《城望》、《晚凉》、《八月》、《幽怀》、《梵怨》;律诗《野兴》、《归棹》、《边解》。其中《城望》一首为:　　

满城王冶秋,郭沫若洪流,碧野张天翼,胡风陈北鸥。———城望

这首绝句展示了深秋时节的图景:城郭里一派萧瑟之气,城外的河水涨起来,滚滚向东流去,在更远处的旷野中,北方飞来的大雁展开垂天之翼冲向天空,在塞外吹来的凛冽寒风中,仍然保持着齐整的队形。整首诗境界阔大,气韵流动,既渲染了秋天的悲凉之气,又能感受到一种不屈的生命力。最后一句的“陈”字是点睛之笔,“陈”字虽然是动词,但是给人一种稳定感,一个字表达出了“北鸥”在“胡风”中的从容和顽强,难怪王冶秋这一句的旁边批上“直追老杜”。有意思的是,该诗最后这一句话注明是“老舍句”,而评点这首诗的考古学家王冶秋本人的名字被嵌入这首诗的头一句之中。另外,满城是指《文锋》的主编、文学翻译家金满成,郭沫若当然是《女神》的作者,其时的第三厅厅长,洪流则是画家郑洪流,碧野是抗战前后成名的战争浪漫主义小说家,张天翼是著名的讽刺小说家,胡风是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陈北鸥是诗人和翻译家,一首诗既是作家合作的产物,作家名字又是诗歌构成的唯一元素,确实是这种抗战人名诗绝无仅有的特征。其他的9首诗尽管内容不同,风格各异,但也都全部由现代文艺家的姓名组成。

抗战人名诗在《蜀道》发表以后,立刻在国统区流行起来,作家田仲济回忆:“在重庆的文学界戏作人名诗成风,诗一般都是五言句,几个人闲聊常常你一句我一句地凑成,也有时一个人连作几首。”○40人名诗写成以后,一般都会在晚会上朗诵,既展示了个人的诗才,又活跃了晚会的气氛,同时也促进了抗战人名诗的传播,除了吴组缃、老舍、郭沫若、姚蓬子等人以外,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授容肇祖也都有人名诗流传下来,现在有作者可查的抗战人名诗就有近20首,其余集体创作、大同小异的人名诗数量还要多得多。

姚蓬子在谈到抗战人名诗时,说:“古人尝有以人名物名入诗词,其著名者首推陈亚明之为代明,陈有药名诗百首,刊《澄源集》行于世。”他认为抗战人名诗与古代的药名诗有一定渊源。但是古代的物名诗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游戏,而抗战人名诗却能被要求投稿必须“与抗战有关”的《蜀道》隆重推荐,看来抗战人名诗与古代物名诗有本质的不同。姚蓬子只含糊地说:“吴诗虽出诸游戏之笔,实为寄无穷之感慨。”○41这“无穷之感慨”究竟是什么,还是诗作者吴组缃说得明白:“老舍不认为只是无聊消遣,说这也体现着文艺界大团结,彼此不存畛域的意思。”○42不错,诗家政治倾向不同,个人经历各异,但是在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求大同,存小异,化解了个人间的歧见,成为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的文艺工作者,诗中文艺家们名字被平等的放置在一起,不仅是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文艺家人人平等,相互团结的体现,更是对他们抗战身份的一种凸显。把各类作家放置在最具艺术性和抒情性的诗歌里,反映了诗作者对现代文艺家这个群体的深厚感情。而抗战人名诗的流行,则足以证明战时作家的团结不是一个人一时冲动的行为,这背后有着坚实的情感基础。在战前,没有人会把背景差异这么大的作家联想在一起,因为每个作家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抗战的爆发,大大加强了中国国民之间的民族认同感,对于生活极端贫困,并且因为日机轰炸,时时处于死亡阴影之下的战时国统区的作家来说,这种认同感更深。吴组缃曾说:“我是老舍很亲密中的一个。尤其在重庆的一段时期,我们同作‘涸辙之鲋’,常常一处同吃、同住、同工作、同游散,无话不谈。”○43其实不光是他们,文艺界的作家们也同为陷入“涸辙”之中的“鲋鱼”,唯有“相濡以沫,相以湿”才能共渡难关。田仲济在谈到抗战人名诗时说:“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海军遭毁灭性的打击,一九四二年还在恢复中,日本帝国主义仍甚嚣张,重庆时遭轰炸,许多人都移重庆郊区居住。大家对抗战并未失去信心,但面对陪都诸种情况内心难免苦闷,一九四二年春这种人名诗的流行也是苦中寻乐的一种消遣。”○44姚蓬子发表在《蜀道》上的人名诗《与抗战有关的尾巴》很好的反映了这时重庆作家的心理状态:“梦家梦家,芳草老向金发,长江恨水徐盈,满城胡风丁玲;玲丁玲丁,望道柔石冰心。”○45诗句在梦境与现实、情绪与思绪、色彩与声音之间调转,而浑然一体,毫无断裂之感,虽然他谦称这首诗是对吴诗的狗尾续貂之作,但实际上在古体诗中融入了现代象征主义元素,自成风格。第一句写梦回故乡,故园芳草已经在岁月中变黄,但是对恋之情,使得梦境中的衰草散发着黄金般的光泽,梦境中交织着对无法回去的故土的思念、对年华老去的感叹等复杂的情绪。后面几句转入现实中的场景,但也融合了诗人的主观感受。“长江恨水徐盈”,既是现实中在重庆看到的长江水,又是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化用,表现了无法排遣的愁绪;“满城胡风丁玲”从景物描写转入了对声音的刻画,重庆城笼罩在北风中,风吹动城中的物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这两句描写1941年的重庆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闷气氛中,但诗的结句“玲丁玲丁,望道柔石冰心”却短促有力,“柔石”代表坚持,刘禹锡曾有“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之句,“冰心”显然是指作家间的坦诚与友好。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无论外界环境如何险恶,作家团结抗战之心不变。有了第一句对故乡的感情做铺垫,这样的表态显得水到渠成。这种情感认同对于倡导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协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话语资源,文协受经费困扰,在活动开展和保障作家生活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成果不大,能坚持下来,情感的力量不可忽视。战争把每一个作家从安定的生活中抛了出来成为“落魄街头一难民”○46。作家间的情感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命运相通之感,和古时这种情绪的伤感基调不同。作家们有共同的敌人,还有“笔”这个共同的斗争武器,作家们又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要互相激励互相扶持,奋起抗争。这构成了战时作家团结的情感基础,也即是抗日统一战线话语的情感基础。

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6年左右出现,抗战期间成为国统区最有力的话语方式之一。抗战胜利不久,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内容和性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统一战线话语逐渐式微。到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公开批判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表明作家间的统一战线已经瓦解,了团结。整个抗战时期,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在国统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对作家间情感倾向的潜移默化影响了战后现代文坛的生态结构,它在坚持关注现实的同时,兼顾不同作家独立的思考和个性特点的精神内核,也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发,或许值得我们对抗日统一战线话语给予更多的关注。　　　　　　　

注

①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新华书店, 1950。

②　据常任侠1939年12月22日日记,常任侠:《战云纪事》,海天出版社, 1999。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2④　徐中玉:《文艺活动在重庆》,《抗战文艺》, 1938年6月25日,第1卷第10期。2⑤　《读者来信》,《新蜀报·文锋》, 1939年9月28日。2⑥　《编者按》,《新蜀报·文锋》, 1939年9月28日。2⑦　金满成:《本刊小启》,《新蜀报·文锋》1939年8月26日。

⑧　周钦岳:《回忆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的新蜀报》,《新闻研究资料》,新华出版社,1981。

⑨　姚蓬子:《文艺简讯》,《新蜀报·蜀道》, 1941年1月28日。

○10　据茅盾说,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针对当时“战国策派”用“航空姿态”来“展望”“第三期学术思想”的谬论,但是又不愿意指名道姓批评他们,以至于反而为他们作了宣传。载《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11　吴组缃:《通信》,《新蜀报·蜀道》1941年7月8日。

○12　赵铭彝:《赵铭彝一个世纪的回忆》,董懿娜采访并整理,《新文学史料》1999年4期。

○13　文协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 1940年1月20日第5卷4、5期合刊。

○14　姚蓬子:《一个提议》,《新蜀报·蜀道》, 1940年7月19日。

○15　文协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 1940年1月20日第5卷4、5期合刊。

○16　言行:《一生落寞　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2○17　《启事》,《抗战文艺》1941年1月1日第7卷第1期。

○18　姚蓬子:《编后记》,《新蜀报·蜀道》, 1940年1月5日。

○19　姚蓬子:《编后记》,《新蜀报·蜀道》, 1940年1月17日。

○20　老舍:《老舍1939年12月31日致陶亢德书信》,《老舍全集》第15卷。

○21　姚蓬子:《〈蜀道〉的1941年》,《新蜀报·蜀道》, 1941年1月1日。

○22　复旦大学教授吴立昌谈道:“反应最快的罗荪的《与抗战无关》从标题即可看出作者并不理睬梁实秋对‘于抗战有关的材料’的‘最为欢迎’的第一表态。”(吴立昌:《重读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上海大学学报, 2001年10月第8卷第5期)

○23　梁实秋:《编者的话》,《中央日报·平明》, 1938年12月1日。

○24　老舍致《中央日报》公开信,转引自孔罗荪:《关于〈抗战文艺〉》,《罗荪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25　老舍:《老舍1939年12月31日致陶亢德书信》,《老舍全集》第15卷。

○26　孔罗荪:《关于〈抗战文艺〉》,《罗荪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27　姚蓬子:《编后记》,《新蜀报·蜀道》, 1940年2月1日。

○28　老舍:《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抗战文艺》38期, 1939年4月25日。

○29　姚蓬子:《编后记》,《新蜀报·蜀道》, 1940年4月11日。

○30　姚蓬子:《编后记》,《新蜀报·蜀道》, 1940年4月17日。

○31　《文艺简讯》,《新蜀报·蜀道》, 1940年4月23日。

○32　黄芝冈:《我想谈到的》,《新蜀报·蜀道》, 1941年2月1日。

○33　独秀:《随感录七十五·新出版物》,《新青年》7卷2号, 1920年1月。

○34　[韩]金受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35　吴组缃:《我对于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几点管见》,《新华日报》1938年3月27日。○36　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南区七所高等院校合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37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 2003年。○38　这里的“吴组湘”的“湘”字并非误排, 1941年1月26日的《蜀道》文艺简讯里有一则消息是“吴组缃决定改名为吴组湘,已有函通知何容”,原来因为“缃”字多次被排版为“湘”字,于是吴组缃写了一封信给何容开玩笑,姚蓬子也就将错就错,称呼他为“吴组湘”了。○39　《文艺简讯》,《新蜀报·蜀道》, 1941年4月3日。○40　田仲济:《苦中寻乐人名诗》,《大众日报》1994年9月24日。○41　姚蓬子:《与抗战有关的尾巴》,《新蜀报·蜀道》, 1941年4月14日。○42　吴组缃:《〈老舍幽默文集〉序》,吴组缃著《拾荒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43　吴组缃:《〈老舍幽默文集〉序》,吴组缃著《拾荒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44　田仲济:《苦中寻乐人名诗》,《大众日报》1994年9月24日。○45　姚蓬子:《与抗战有关的尾巴》,《新蜀报·蜀道》, 1941年4月14日。○46　胡风:《残冬雨夜偶成》,《新蜀报·蜀道》, 1940年2月11日。

原文：

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研究——中国文学网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17334